面对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,91年邓小平教给江泽民一招决定中国命运
上世纪末,世界格局一夕惊变,震撼全球。
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,东欧剧变,苏联解体,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了空前打击。一时之间,种种质疑声浮出水面,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
然而,历史最终证明,中国不但成功渡过了这场危机,还一路凯歌,发展势头良好。直到今天,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,令人刮目相看。
而这一切,都与邓小平脱不开干系。
1991年,邓小平曾给江泽民支了一招。江泽民将邓小平的话听进了心里,也正是这个妙招,决定了中国往后几十年的腾飞命运。
邓小平究竟说了什么?他又为何要那样说?在那之后,江泽民又是如何贯彻这一妙招的?
想要了解这些答案,不妨先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说起。
在1990年代初,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,自然是在国际上,社会主义阵营崩溃,连带着令社会主义备受质疑。而这场空间灾难,则由东欧剧变吹响号角。
二战后,原有的国际体系破裂,美苏激烈争霸,两极格局形成。大多数东欧国家都成了苏联的“小弟”,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。
尽管名义上是在“冷战”,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间也达成了微妙的平衡。然而,这种平衡最终在80年代末期被打破,而东欧剧变就是最明显的标志。
1985年,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,力行改革。
多年以来,斯大林模式的后遗症始终困扰着苏联,令苏联步履维艰。戈尔巴乔夫上台时,曾承载了全苏联人民的希望,他是年轻激进的改革者,所有人都盼望着他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苏联,身为追随者的东欧各国自然也不例外。
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,“新思维”占据了核心地位。为了应对体制僵化的弊病,戈尔巴乔夫提出了重要的口号,高呼要建设“人道的、民主的社会主义”,而这一呼吁火速得到了东欧各国的响应。
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,这恰恰是噩梦的开始。
在“新思维”的影响下,东欧各国开始推行政治多元化与经济市场化,没想到却最终造成了国内政局大混乱。
1989年夏天,波兰统一工人党大选失败,随后东欧各国出现了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治雪崩,一发不可收拾。
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就此分裂,南斯拉夫更是宣告解体,各地相继独立。而罗马尼亚的执政者则被武装暴力推翻了政权,至于民主德国、波兰。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更是被多面夹击,执政党最终失去执政权。
东欧剧变犹如闪电雷霆般迅速,短短几年时间里,这些东欧国家无一例外的倒向了资本主义制度。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巨大失败,几代人的努力自此付之东流。
更糟糕的是,身为老大哥的苏联在改革中也出现了问题,自顾不暇。
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能挽救苏联,反而令苏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。戈尔巴乔夫没能正视苏联的实际状况,在经济改革尚未取得成效的前提下,就盲目开启了新一轮的政治改革,结果可想而知。
当浪潮席卷东欧各国时,一批激进派也趁机进入了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。在错误的政治改革引导下,这批激进派组织了多次集会与示威活动,最终强迫苏共放弃绝对领导地位,承认了多党制。
自那之后,苏联的政治滑坡便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国,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。
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后,苏联宣布在政治上实行议会制、总统制与多党制,在经济上推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,就连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放弃。
1991年,苏联全民公投进行,七成以上的民众要求保留苏联,但戈尔巴乔夫执意宣布签订新联盟条约,赋予了一众加盟共和国独立权。
同年夏天,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职务,苏共中央解散。这一年的年底,伴随着俄罗斯、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相继独立,苏联名存实亡。
圣诞节时,戈尔巴乔夫又辞去了苏联的总统职务,一天后,苏联最高苏维埃最后一次会议举行。
在这天的会议上,苏联正式宣告解体。消息一出,举世哗然。
苏联的解体,不仅标志着两极格局结束,同时也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失败。而在苏联解体后,中国成为了世界的焦点。
无数双眼睛望向中国,他们只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:中国会怎么做?
实际上,中国与苏联一样,早在80年代便开始寻求改革。中国的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主导,同样是改革,却迎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。
邓小平一手缔造了改革开放的局面,让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。不仅如此,伴随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,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,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立,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当东欧剧变酝酿于远方的土地上时,邓小平却在忙着开发浦东。
1990年年初,邓小平亲自视察上海。在这次视察过程中,他敏锐的意识到开发浦东的必要性。
因此,在回到北京后,邓小平立刻找到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,语重心长的叮嘱他们,最根本的问题,仍然是经济增长速度。
只有经济发展了,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了,国家和民族才会有未来与希望。
因此,邓小平提醒众人,上海就是中国的王牌。在邓小平的坚持下,当年夏天,浦东的开发便如火如荼展开了。
这片土地被邓小平寄予厚望,邓小平坚信,浦东的腾飞,一定会为中国带来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。
然而,在这样的关键时刻,有关苏联与东欧的种种消息却如雪花般飞回了国内。原本已平息的种种争议再度冒头,先前改革开放时就有许多人不理解,现在邓小平又要搞这样的“大动作”,再加上国际形势不好,难免让不少人犯起了嘀咕。
东欧和苏联的教训摆在眼前,难道中国真的还要继续下去吗?身处乱流之中,中国又该如何自保?
面对这样的质疑,邓小平决定用实际行动来回应,他选择在1991年的开年,再去一次上海。
彼时,朱镕基正担任着上海市市长与市委书记的职务,1月28日晚上,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接到了邓小平。邓小平顾不上休息,便让朱镕基向他汇报上海目前的情况,并给予了指点。
当谈到国企改革的问题时,邓小平皱眉,直截了当的批评道,这个问题抓晚了。
他告诉朱镕基,想要搞活国企,就算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必须干,哪怕有点通货膨胀也一定要干。
透过现象看本质,邓小平已经意识到,那些积压着的产品已经占用了太多流动资金,这个问题不解决,国企很难“活”起来。
邓小平的这次访问发生在春节期间,然而他顾不上过节,大年初四一到,便精神奕奕的来到了新锦江大酒店。
电梯缓缓上升,最终定格在了41层。
平日里,这是一间旋转餐厅。站在窗边,可以轻松俯瞰上海。而在邓小平到来的时候,餐厅里出现了两张不一般的地图,邓小平缓缓走到地图前,凝神细看。
这两张地图各有侧重,一张绘制了上海全貌,另一张则着眼于浦东新区。在浦东新区的地图旁,还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。
邓小平看得很是认真,一边看,一边还不忘叮嘱朱镕基,对于开发浦东这件事,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动摇。
听见邓小平这么说,朱镕基犹如被喂了一颗定心丸,开始进一步向邓小平汇报。
说着说着,邓小平甚至有些惋惜。
他告诉朱镕基,当年应该早些在上海设置经济特区。
在设立第一批经济特区时,地理位置是主要的考量,从而忽略了上海的人才储备。不仅如此,上海的地理条件实际上也十分优越,拥有着辐射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能力。上海的同志们将话听了进去,心中暗暗发誓,一定要将上海建设好。
随后,邓小平话锋一转,笑着说这也是好事,有深圳等地在前探路,上海也能更好的吸取经验教训。
邓小平此行,除了注重浦东的开发外,更是一再强调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他告诉朱镕基等人,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,金融盘活了,那么全盘皆活。不仅如此,上海是全国金融的表率,只有上海好起来,中国的金融才有未来。
而在这次上海行之中,邓小平说过的最多三个字,就是不要怕。
实际上,同样的话邓小平也曾在北京提起过,那时他说话的对象并非朱镕基,而是江泽民。
国际局势并不明朗,中国究竟何去何从,改革开放还要不要继续,又要继续到何种程度, 实在是令人焦虑。
但是,邓小平却给江泽民指出了一条明路,正是这个妙招,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,从而令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
邓小平告诉江泽民,坚持改革开放, 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。
他一再强调,改革开放政策不变,几十年不变,一直要讲到底!
在上海时,邓小平的鼓励也从未停止。他说,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,总需要有人来第一个尝试。
既然试了,就要做好失败的准备,可是纵然失败也没有关系,任何崭新的道路,都是在失败中开拓的。
临走前,邓小平更是给朱镕基提出了“死命令”。
上海人民的思想要解放一些,步子迈得更快一些, 胆子更要大一点。朱镕基连连点头,心中彻底安定了下来。
那么,邓小平支的这一招引发了怎样的争议?江泽民又是如何将这一招贯彻执行的?中国的命运,又发生了哪些改变?
实际上,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后,一场围绕着“皇甫平”的争论便拉开了序幕。
邓小平来上海,本身就是一种态度,正如他叮嘱江泽民的那样,改革开放势在必行,不应该有半分动摇。
尽管国际上的局势并不明朗,但邓小平依然选择大力推进改革,既然如此,免不了经历一场大讨论。
二月中旬,一篇名为《做改革开放的“带头羊”》的文章横空出世,作者皇甫平详细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,准确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精神。
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,《解放日报》共刊登了四篇皇甫平的文章,一篇比一篇震撼,瞬间点燃了舆论界的讨论热情。
著名的姓社姓资问题,但诞生于这一时期。
远在北京的江泽民遵从邓小平的叮嘱,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只有及时了解全国思想的最新动向,才能更好的推进改革开放。
另一边,《解放日报》收到了如潮水般的读者来信,有的人大力夸赞,也有人极力指责。负责这一系列报道的正是《解放日报》的总编辑周瑞金,人们对于改革的讨论热情甚至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。
多年后,周瑞金回忆往事,颇为感慨,说从未想到这几篇评论会招致如此猛烈的火力攻击!
《解放日报》也并没有偃旗息鼓,放弃与淡化这些争论,反而换了个“吉放文”的笔名,继续参与思想大论战。
这场争论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,就在苏联解体的第二年,邓小平便启动了南巡。这场南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轮高潮, 更是将中国的发展推上了新一层的台阶。
与此同时,江泽民也开始发力。
他没有忘记邓小平的那一记妙招,由此成为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最忠实的继承者与发展者。
在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中,江泽民指出,要以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为龙头,以它为基点,来开放长江的沿岸城市。
毫无疑问,这正是邓小平的谆谆教导。江泽民还强调,整个长江三角洲,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,都有赖于上海的开放。
因此,上海必须尽快成为国际金融、贸易与经济的中心之一。
正是这段话,为上海的深化改革与开放一锤定音。而现在,上海的发展有目共睹,再度印证了邓小平当年决断的正确。
江泽民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在上海问题上的主张,更是将坚持改革开放的妙招应用到了全国。
一方面,经济特区的建设不断加强,它们既是中国的对外窗口,又是经济的试验田与排头兵。因此,江泽民一再强调,特区的优势除了灵活的政策外,还应该调整内部的经济结构,引进出色人才,令改革的水平更上一层楼。
另一方面,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也被提上日程。中西部地区基础交通建设日益完善,扶持政策相继出炉,江泽民敏锐的抓住了机遇,多次前往西北地区,亲临现场规划发展。
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,江泽民更是进一步拓宽了外商的投资领域,外贸体制改革也如火如荼进行,就连境外投资也不甘示弱,取得了相应的成绩。
而这一切,同样也与邓小平的一句话有关。
邓小平曾说,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。
全球化是不可违逆的浪潮,中国想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,就必须主动加入,积极争取。而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,开放的心态必不可少。
在十五大报告中,江泽民回忆往昔,邓小平的话犹在耳畔。于是,他向全国人民宣告,中国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,永远投向世界的目光!
最终,中国向历史与人民交上了一份精彩的答卷。
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,而中国的崛起,更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一次飞跃。在东欧剧变,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,邓小平的胆识、魄力,当真令人敬佩。而江泽民的继承与发展,同样充满远见。
有了改革开放的妙招,中国不但挺过了这次共产主义世界的危机,更谱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华章。
正如江泽民在新世纪到来时所说的那样,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,中国都将坚定的执行改革开放政策,沉着应付,有所作为。
时代的风浪永不止歇,但中国这艘巨船定会勇立潮头,迎浪而上,再创辉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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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全民历史观